昆明城事：老昆明 “城管”的进退两难！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昆明迅速向现代城市发展，城市管理也披上了现代的长袍，但内里的封建烙印还时时可见。这时正是城市文化的转型期，面对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城市问题，“城管”难免进退两难，左右徘徊，种种麻烦，种种窘相，既属于它自己，也属于这座城市。

图 | 民国金碧公园石碑坊

(相关资料图)

宪兵手持“大令”巡街

1935年，一个外地来昆的徐姓旅游者和一个外地军人夜里上街，遇到一队身穿制服的武装人员，前面举着一面旗帜。相遇后那队里有人高呼：“大令！”两个外地人没听懂，仍然走自己的路。

不料那制服队长跑了过来，把外地军人训斥了一顿，责怪他听见“大令”不敬礼。后来他们了解到，“大令”是滇军的传统巡查令箭，代表当地驻军最高长官的军令，有它就可以当场逮捕及格杀一切人等。军人见到“大令”要敬礼。外省的军队早已奉令废止此项规矩，只有滇军仍然承袭旧制而不改（徐鸿涛《在云南》）。

这里的“大令”就是令旗，因为旗上大写一个“令”字而得名，还因为旗杆上端套着一个铁制的箭镞，又叫“令箭”。“大令”是中国古代军队传达命令的标志，一直使用到清末。进入民国后，“大令”成为军队护兵（即宪兵）的旗帜，手持令旗就意味着当地军队最高长官到此，见旗如见人，所有军人必须敬礼，接受检查。

若查出逃兵或触犯军纪的军人，轻者可抓捕，重者可就地正法。徐先生遇到的应该是滇军的宪兵，而非他所说的巡警。否则被训斥的就不仅是外地军人，非军人的徐先生也难免被教训一顿了。

直到1935年，民国已建立24年之久，军队的“护兵”早就成了“宪兵”，但仍然抬着古代的令旗执法。内地早已经废止此制，而昆明却“古风犹存”，也是一桩奇事。

从这段记载还可以看出，当时游走昆明街头的士兵不少，对治安也有影响，当局派出专门纠察士兵的宪兵队，日夜巡察，维持秩序，成为城市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图 | 民国初期在街市巡查的警察

“大广告”现身 “小广告”整治

昆明最早的日报不叫“日报”，叫《滇南钞报》，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十月创办于华国寺巷（今华山南路华国巷内），是清末“新政”的产物。

《滇南钞报》以土纸铅印，四开大小，每天出版，自称以“开启民智”为目的，内容主要是皇帝圣旨、大臣奏折、地方官府政令，也刊登粮油盐布价格、银子与铜钱比价等市场行情，还有少量从北京、上海的报纸剪辑的国内外简要新闻和评论，同时刊登一些商业广告。

进入民国以后，随着商业的发展及报纸、杂志、广播等新式媒体的出现，报纸广告、招贴广告、书刊广告已普遍使用，路牌广告、霓虹灯广告、电影幻灯广告、广播广告也相继问世，对促进生产，扩大流通，指导消费，活跃商品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。但早期招贴广告因成本低，针对性强，影响大，也越来越多，对市容影响越来越大。

1932年，昆明市政府发布《昆明市广告取缔规则》：一切张贴广告，须经市政府核准后，方可张贴并按规定付手续费；广告应贴于公共广告栏内，不得任意张贴；广告未经登记或审查不予核准，任意张贴者处以罚金。

图 | 昆明街头广告和报纸很诱人

“跳舞”与“禁舞”

清末民初，西风东渐，交际舞传入中国，在沿海城市首先登陆，初起于“洋人”和“近洋人”圈子，渐渐扩散民间。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，内地沿海城市出现了营业性的舞厅，同时出现了第一波“禁舞”浪潮。昆明地处偏远，未被波及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内地移民大量涌入昆明，交际舞随之而来，昆明一些大旅店开办舞厅，举办舞会。这种“舶来舞”为风气保守的昆明所难容。当时有文章分析道：“有些人根本反对国难期间的跳舞，另外一派人并不反对中国人和中国人的交际舞，他们只反对中国女子，尤其是女大学生和外国人跳舞。他们只以为中国女子和外国人跳舞并不是正当的交际，而是别有企图，于是就有伤国格。”（王力《龙虫并雕斋琐语》）

1938年10月，“云南王”龙云在一次省府会议上首先发难，提议“严禁男女跳舞，以维民风”。参会人员群起附和，称“本省民风，向来朴素，理应维持，近闻各酒店场所，时有男女相聚跳舞者，实属不明大体，况当此国难期间，尚复有此项浪漫之举，尤为不合”，下令“各治安机关，以后无论任何男女，在任何场合，有此项举动者，应从严禁止，胆敢故违，立即查拿究办不贷。”（《云南民国日报》）龙云的决心很大，昆明交际舞一时绝迹。

20世纪40年代初，大批美军入昆助华抗战，美军官兵爱跳舞，昆明当局也拿他们无法。当时崇仁街还有了个同盟联欢社，专为美军举办舞会，虽称“内部”，但对社会影响也很大。

昆明人听多了“慢三步”舞曲，对洋鼓洋镲敲打的节奏印象深刻，把这种西洋舞形象地叫作“嘣嚓嚓”。当时文林街一家卖茶卖咖啡的茶馆每逢星期六也开舞会。到时候把茶馆门一关，奏起《蓝色多瑙河》和《风流寡妇》等舞曲，就知道“里面正在‘嘣嚓嚓’”（汪曾祺《泡茶馆》）——人之所好，大势所趋，龙云也无可奈何，但求洁身自好。友邦办舞会来邀请，龙云很少参加，一班高官贵人举办私人舞会，也从来不敢请他。

抗战胜利后，昆明营业舞厅迎来“春天”，越开越多，竟有20多家，大的有国际花园、皇后饭店、百乐门、金马、乐乡等，不少旅店、餐馆、茶楼都办起了舞厅，不但有了“教舞”职业，还有了职业舞女，还成立了“舞业同业公会”。当时杂志刊文，称昆明“最使人目迷五色耳乱的男女跳舞，风行一时”，“有些摩登少女少妇，因生活关系，以此为业者，亦不在少数”（1945年《建国月刊》）。

“舞业”的疯狂发展激起了“保守昆明”的强烈反弹，由当时的云南省参议会发难，当局再次决定“禁舞”，除社团机关的内部舞会外，其余一律“切实取缔”。后来内地城市“开禁”，昆明舞厅趁机申诉，亦无结果，大多关闭。

（见万揆一《昆明掌故》、李迪《民国时期昆明女性生活史论稿》等）

昆明最早的公园南城外公园

昆明最早的公园建于清末，位于城南今省第一人民医院，称“南城外公园”或“南关外公园”，又因在鸡鸣桥以东，称“鸡鸣桥公园”，还因为地处昆明商埠，还叫“商埠公园”，而民国初期，“因地近金马碧坊”，被命名为“南城金碧公园”（民国《昆明市志》）。

南城外公园是清代昆明建成的唯一公园。早年这里是一块旷地，林木繁盛，其间有荷花池、蜈蚣岭，其旁有玉带河，为昆明人游憩之地。清光绪后期，有人捐资在此建盖亭子，官府也在此扩种花木，增置亭榭，培植园林，并首次将“公园”二字引入昆明，命名为鸡鸣桥公园。

清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，公园内建起云华茶园，上演京剧、滇剧，公园也交茶园管理。民国初年先后将昆明城内外所拆牌坊搬进园内，又立起辛亥革命志士、昆明人杨振鸿的铜像，“经逐年修整，渐臻完美。留春、披风、话雨、望云、延月、浮香等亭，而竹木花卉葱郁艳丽，亭楼池沼参差错落，风景极佳，游人络绎不绝”（民国《昆明市志》）。

金碧公园一开始就是个多功能综合性公园，还曾是省实业司的办公地，开办有花市和林业实验场，园内建起了几个大型展览室，举办过全省送展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产品的预展、物产品评会、花木博览会等，同时又是昆明大型集会之地，当时举办过法国国庆电影招待会、国耻纪念会、赈灾游艺会等。

1919年6月4日，昆明各团体在此召开万人国民大会，通电全国，声援北京“五四”大游行的学生，为南城外公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后到1930年，这里又建起了金碧游艺园，有茶楼、酒馆、戏园，“有京戏、电影、京韵大鼓、三弦拉戏、空中拉戏、双簧、相声”（《昆明市志长编》）等。入园要购买通票，每票定价1元，约相当于1斤猪肉的价格，可以游园、听鼓书、听清唱、打弹子、溜冰、看魔术、武技等。如果要看戏、看电影，还得另外购票。京剧特等包厢竟高达10元，消费之高，创下了纪录，以致舆论大哗，后来降到7元，仍然居高不下，“但毕竟是昆明的新东西，游人还是踊跃的”（万揆一《昆明掌故》）。

（图文资料见《老昆明旧话旧照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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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朱净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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